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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这么 | 皇帝秘书哭穷摞挑子,宋朝俸禄真有那么高?

2018-07-04  cat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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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秘书哭穷摞挑子,宋朝… 来自搜历史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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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们宋朝公务员收入水平高,一人上班,就能养活全家三四十口外带小妾歌伎,还能乡下买块地?”

“兄台何处听来的谣言?”

“又不是外人,别瞒咱啦老铁!”

“呀呸,这厮言语乖谬,不知所云,必是朝廷正在寻拿的‘穿越党’,来人~~”


现代人都说宋朝官员收入高,福利好,宋朝的官员们,听闻此言,一多半要叫起撞天屈来。

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北宋立国的第四十一年,知制诰杨亿呈上一篇奏疏,各种排事实列数字,大声疾呼,诉说百官俸禄之低,不仅比唐代远远不如,连养家糊口都困难,许多人都饿得没心情工作了!

杨亿就是杨大年,著名文学家,“西昆体”代表诗人,神童——七岁能文,十一岁应召御前赋诗,惊才绝艳。耿介有气节,为官清廉,实为国朝精英,一代名臣。写这篇奏疏的时候,杨大年正在中书省,官任翰林学士,干着一个叫“知制诰”的活,就是替皇帝起草诰命的工作。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这个位置,向来被称为“清要贵重”的所在,既清高,又显要,跟皇帝关系亲近,前途极为可观——要知道,宋代的宰执,倒有一半的人都当过翰林学士的。

杨大年居然打了辞职报告,不干了,要求外放,去个物价便宜的州县,当个不起眼的地方官。这是犯了什么毛病?

只见他在辞职信里写道:“我一家三十多口都跟着我来京城,老家没田没地,祖上没半点积蓄,老的老小的小,全靠我这二十五贯工资过活,吃不饱穿不暖,老的怨小的哭。毕竟是朝官,该撑的场面还要撑,要雇帮工,要买马料喂马,总不能三更天起来步行去上朝对吧……眼看微臣就要变成饿死鬼一只了,真饿死了也是给朝廷丢脸……”[1]

总之,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京官谁爱当谁当吧!

杨大年:我本来可以很开心地干到退休,是没钱害了我。

杨大年这一套批判、哭穷加摞挑子的组合拳打下来,皇上沉默,皇后垂泪。实际情况如何呢?

北宋前期,官员的收入水平确实处于历史低位。福利补贴什么的,没有。工资,仅有唐代标准的一半也就罢了,还往往拿不全,有时甚至连那一半都拿不到。

多达半数的官员,月俸拿不到十贯钱。按当时米价,设若一个二十口之家——那时都是大家庭几世同堂,加上佣仆,一家二十口人很正常的。每个月光是吃大米,就要费掉四贯多。也不能只吃米,油盐酱醋呢,买菜买水买柴呢?衣食住行,仅“食”一项,就足够大家变月光族了!

那时候,身为大宋官员,居然能穷到什么地步呢?

有被任命为一县长官,却没路费去赴任的。有好容易到了任上,却穷困到全家到地里挖野菜,喝生水的。还有穷到拿纸做衣服的。

真事儿!史载,宋太宗淳化元年,江东蒋元振“清苦厉节,亲属多贫,不能赡养,闻岭南物贱,因求其官,寄家于潭州,尽留俸禄供给。元振啜菽饮水,缝纸为衣。”[2]

这位蒋先生极有节操,无奈家境贫寒,家累又重,收入太低。怎么办呢,便自求去了物价便宜的岭南,即今两广海南一带。岭南那时还没怎么开发,号为蛮瘴之地,唐宋以来是流放罪臣的地方。唐时韩愈贬至岭南,看当地人吃蛇吃虾蟆,吓得半死。

蒋元振单身赴任,在广西白州当知府,工资全部留给在潭州的家人,自己吃豆子,喝凉水,拿纸做衣服,过得跟野人似的。那时北宋建国未久,战事未平,武将骄横,这样的文官好干部堪为全国典型。皇帝听闻后,赏赐了一笔钱粮下来,算是救了蒋元振于水火之中。

这么看,杨大年说微臣快要饿死了,真不夸张。而杨大年之穷,还格外吃亏在他的职位上。翰林学士这个官,样样都好,只一个缺点:穷。在当时,朝廷制度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位置太光荣了,不能被铜臭气玷污了,所以呢,别的官员,都有工资之外的补贴,翰林学士独无。

咦?真是格外清奇的思路啊![3]

杨大年跑掉之后,皇帝开始深思。深思的结果是,自宋真宗朝开始,朝廷陆续地给员工加起薪来。

然而加薪这件事,也是千秋一轮月,此恨古今同,跟所有企事业单位一样,都是地位越高,加得越多。各种补助、福利、赏赐,也都是按品级来的。到后来,一品宰相,正式月收入可高达千贯,加上花样百出的副收入,一年来个百万贯吓死你。

铁面无私包黑子,包拯大人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实管市长),正是戏文中唱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有人算过,包拯此时正经年收入约两万一千八百多贯 。后来又做到三司使,枢密副使,分别是国家财政部长,国防副部长,收入是只增不减。

有朋友讲:哦哟,我要有这个收入,只管清正廉明好啦,老百姓的钱一分都不要贪的。

客官,这世界上嫌钱多的人有几呢?越有钱,越缺钱呀!所以,包大人这样的清官,终归是极少的呀。

那么,下面最多数的低级官员,比如一位县令,他的月收入又是多少呢?

“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4]

多的八九贯,少的四五贯,还常常拿不全——宋朝官员的薪俸,能拿到手的都非全额,都要打折扣,或以实物相抵,七折八扣,不够最低标准地养活一个十口之家。

宋神宗的时候,久在基层考察的王安石对皇帝指出了这扎心的事实一一就这点子钱,你还指望大家好好干活,不贪污受贿?

所以呢?

所以,臣以为要高薪养廉啊陛下!

“吏禄足,则政事举,政事举,则所收放散之利亦不少。”[5]王安石很有想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国家没钱啊!

皇上摊手,户部怒目。大家都晓得的,国库空得很,这个钱,总不能从宫中娘娘们的吃穿用度上扣吧。怎么办?自然是节源不如开流,想法子盘活经济了。

王安石后来搞改革,重点就放在为国理财上面。利弊得失且不说,只说对于广大的公务员队伍,确实是做到了厚待。

带起了一波加薪高潮的王安石

首先,给没有俸禄的最底层吏胥们,规定了六千文到八千文的月俸,防止他们穷极饿疯搜刮民财。又提高了县令、录事参军等低级官员的俸禄,由每月钱十千、米麦两石提高到钱十五千、米麦四石。在保证官员合法收入的基础上,“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一面高薪,一面重法,双管齐下。[6]

庸碌无能老眼昏花之辈,也没一刀切,而是用只拿钱不干活的虚职给供了起来,算是为国养老了。“广置宫观,使食其俸给而不害事。”[7]

——钱拿好,您老找棵树凉快去吧!

这是继真宗朝之后,又一次加薪高潮。此后慢慢水涨船高,才有了后来所谓“宋朝俸禄高”的口碑。

那么,大家日子好过起来了吗?感受到朝廷春天一样的温暖了吗?

“呵呵。”

第一,老情况,金字塔效应。位于金字塔中下层的最大多数,实际俸禄并没有后人想象的丰厚。这最大多数人的真实收入,被顶端少数人的奢侈生活代表了,平均了。

第二,冗员严重,财政无力支撑日益庞大的官僚队伍,僧多肉少,于是呢,很多人就有官职而无差遣,处于长期闲散状态,只能拿基本工资,造成收入大减;

第三,交际应酬不能少,基本面子要保。你想,我们老百姓过年过节还要送个礼,给熊孩子发个红包,红白喜事随个份子呢。何况官场之上,不好混呐。

第四,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米价每石70至80文,六十年后,宋神宗熙宁元年,每石700文左右。又五十四年后,到了宋徽宗宣和四年,米价达到每石2贯500文到3贯[8],工资赶不上物价,奈何。

第五,家族负累——一人当官,整个家族都能提高社会地位。中国是宗法社会,重视亲情,所以往往一人当官,“举族依其而居”,就不说乡下含辛茹苦的老母亲了,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二叔公四舅姥爷……一养就是几十上百口子。老者要其养,少者要其资助学费……

钱不够花很正常啊!

最后呢,说起来,这种穷,跟宋朝空前平等完善的科举制度居然也有关系。

比如唐朝的时候,能当官的,大多是出身门阀世家,地主土豪,家中广有良田牧场,经营着水利矿产,人家不靠朝廷那点死工资过活。现在呢,许多官员出身平民,家境贫寒,虽然通过科举改变了身份,但家族的底子终是薄的,家族既不能为助力,反要靠他衣食。

有的人呢,自幼勤攻诗书,长成不善理财,也没什么别的特长,不会什么别的营生,这时还要两袖清风,做个好官,那就难免喝点西北风了。

于是,在 “史上待遇最好”的宋朝官场上,仍有一些官员,以状况百出的穷,验证了这些普世规律:清者穷饿死,浊者富流油,为官不贪,愧对爹娘;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到了南宋,国力日衰,对国有单位员工还是优待的。薪照加,舞照跳,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不过因为物价飞涨——绍兴九年,粮食每石约3贯300余文,又高于北宋宣和年间的平均值。这么算下来,家庭可支配收入也并没比北宋高。

宋孝宗时代,有一个姓柳的小官,在任上一病而亡。家人无法度日,无奈中,只好由奶娘带着两个小公子在大街上讨饭。

亏得当地知府见了,发慈心把一家子给收容了,保全了点朝廷体面。

大诗人陆游一辈子没发达过。人到中年,谋了一个代理夔州通判的岗位,不久任期满了,该回家了。他给丞相虞久文写信哭号:

我都半百之年的人了,一辈子受穷,好容易谋这么个工作,工资低得仅能糊口。当时千里迢迢上任,路费都是借朋友的。现在任期满了,口袋里空空如也,回家回不得,住又住不得……

我儿子三十岁了,女儿二十岁了,因为沒钱操办,到现在还养在家没敢说亲呢!您瞧,我这号的要不是穷人,这天底下哪里还有什么穷人啊!大人,就当可怜可怜我,赐给我一个新差使吧!

“不赖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穷可哀而已。”[9]

陆诗人,陆大师,您这么说话,有些伤脸面吧?

我一穷人要什么脸!

陆游:眼神中透露着贫穷

一入官场岁月催,做官还得往上爬。金字塔顶端,也没那么好爬。为了改善生活,官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首选项自然还是利用职权,各种捞外快,刮地皮。

“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王安石叹气说,已经这么高的工资了,可还赶不上以前他们自个儿从老百姓身上捞的一半多。逮吧,逮不过来,咋办?

当然光明正大地挣外快选项也是有的,比如:

文笔好的,给人写墓志铭,赚稿费;

脑子活的,投机倒把做点生意,开铺子,买田庄,炒房地产,放高利贷等;

长得好,身体壮的,干脆寻摸个有钱寡妇娶回来——

没错,宋朝对妇人再嫁这事没意见。如果是有钱的寡妇,婚姻市场上简直太受欢迎了!财色双收(有财,无色亦可)谁不乐意呀?

就在寒酸的宋真宗年代,闹出了两位现任宰相争娶一位有钱寡妇的案子,让整个京城的上流社会好生欢乐了一番。

二位相爷,一个叫向敏中,一个叫张齐贤。有钱的小寡妇姓柴,是前宰相薛居正的儿媳妇。

这一笔烂账,大概是这个过程:

柴氏丧夫之后,便与老公前妻生的儿子相看两厌,思量改嫁,明的暗的,搂了一大笔钱财,便去与那正好丧偶的张齐贤私定了终身。

前妻的儿子自然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传来柴氏一问,柴氏爆了一个大料,道是:宰相向敏中向自己求婚未遂,恼羞成怒,便捏造谎言,唆使薛家儿子来告后妈。

开封府一看,得,这事牵扯太广,不敢管。一球便踢到皇帝御座前了。皇帝一问,向敏中自是抵死不认。说我是才死了老婆,但根本不想再婚的呀,前妻尸骨未寒,男人也是重感情的呀!等等。

但是,官场上混,谁没几个仇人?这时,向敏中的一个仇人,就跳出来,扔了一个更大的反转——向敏中重个屁感情,他最近正在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小妹!

皇帝大怒,差点被你感动了,原来你骗我。来来,朕就陪你们几个没体统的东西玩一玩。皇帝一出手,向宰相、张宰相、薛家、柴氏,统统倒了霉。降职的降职,罚款的罚款,挨打的挨打。柴氏不仅没能成功嫁掉,还把藏的私房钱给交出来了。

对月流泪的柴氏:“手上没钱了,对象又不好找了……哎,现在的男人,都这么物质,这么拜金!”

注:

[1]:杨亿《武夷新集》“再乞解职表”

[2]:长编卷三十一 淳化元年十月乙丑条

[3]: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沈括《梦溪笔谈》))

[4]:《临川集》卷三七《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5]:《长编·卷二百三十三》)

[6]:《长编·卷二百四十八》

[7]:《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8]: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

[9]: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三《上虞丞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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