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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由来、演化与趋势

2020-05-22  森林一叶

[摘要]历史社会学可以从狭义上理解为一种反潮流的学术运动,是社会学学科领域的一部分“异见者”借用历史学的知识资源,抵制社会学“退回当下”的主流趋势。然而,历史研究存在史料的历史性、认知的非历史性与假设的反历史性三种特性,社会学在转向历史的过程中面临这三种特性的悖谬式结合,成为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本文围绕历史社会学构成性难题的由来、演化与当前趋势,主要勾勒美国历史社会学作为反主流的运动过程,从1930年代因抵制“芝加哥学派”而产生,到六七十年代反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至今成为反实证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历史性、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的构成性难题使历史社会学充满争论且不断碎片化,也使之不断扩展主题与更新方法,是推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 历史性 非历史性 反历史性

历史社会学是什么?这是所有自以为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元问题。只有直面这个存在论问题,才能回答“为什么要做历史社会学?”这个因果论问题,才能进一步回答“历史社会学有什么用?”这个功能论问题。然而,对此元问题的不同界定意味着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赵鼎新把历史社会学定位在方法论层次,其真谛是“理解时间的结构”,“追求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丹尼斯·史密斯等人使之定位在特定的研究主题,专注于“社会延续与转型机制”,由此追溯到18、19世纪,从而把历史社会学视为专论社会变迁或者时间的社会学,或者把历史社会学视为关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或者现代性的形成问题,有其特定议题范围,拉赫曼在《历史社会学概论》的开篇明确也是把历史社会学视为社会学的学科分支,旨在专门描述社会转型、分析变革、解释起源并探索对人生的意义。

本文采用最狭义的界定,把“历史社会学”视为发生在社会学内部而兴起的一种反主流的学术运动,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异见者”借用历史学的知识资源,抵制社会学“退回当下”的主流趋势,成为批判社会科学的最锐利武器。由于历史研究本身的根本属性带来历史社会学阵营的独特变化和内在紧张,这种反潮流的学术运动不仅成为同时期社会科学的“异数”,而且不断超越其自身传统,使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只是停留在学者与作品的系列拼接,只是阶段性的、反思性的更新与迭代,难以产生连贯一致的公认主题、概念、方法、理论和命题,不可能成为一个学科领域。那么,如何理解历史研究的根本属性?这些属性如何影响历史社会学的自我反思、批评与更新?

本文把历史研究的根本属性视为史料派的“历史性”、实用史学派的“非历史性”以及史观派的“反历史性”,三者是悖谬性的结合。只是由于史料与史观之间、研究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分离,这种悖谬并不影响各行其道的历史议题和历史理论研究。然而,当社会学运用历史学的知识资源时,必然同时遭遇这些悖谬性的研究属性,成为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因此,本文余下内容围绕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分为由来、演化与当前表现三部分,阐释历史研究根本属性的由来及其成就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进一步展示构成性难题在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如何推动自我更新;这些构成性难题如何分化当前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前沿趋势。

一丨构成性难题的由来

一般认为,自德国史学家兰克把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是搜索、收集、甄别一手史料,包括与历史事件经历者或目击者直接关联的档案文件、各种记录与数据等,严格考证其真伪,详细而系统地整理,突出时间顺序的“历史性”,并以生动的叙事方式表达出来。但是,好的历史研究并不止于柯林伍德所批评的“剪刀加浆糊”,而是首先回答史料选择标准的前学科问题与史料整理意义的后学科问题。选择标准的原则大致表现为三点:追溯当下社会问题或成就的历史起源与过程,用以批判、颂扬或者怀旧;从历史事件爆发及其系列后果中总结出变化规律或者不变法则,或明或暗地指出当前困境的化解之道以及未来方向的选择方案;用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或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反驳、修正或颠覆已有认知,为历史事件发展出新的认知、概念或理论。显然,历史研究的这些“非历史性”志向充满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批评的实用主义史学“无历史感”色彩,是为了有效回答史学家所处时代的公共议题,化解公共焦虑,或者为当下时代寻找与建构历史的合法性。

然而,如果历史研究完全囿于“经世致用”的目标,就难以成为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必然不是诸如亚里士多德、但丁、笛卡尔等先哲们所认可的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它“反历史性”假设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恒久使命,正如德国史学家兰克所认为的,人类活动所能体验的历史事件、所能把握的历史过程背后存在一个神秘的“上帝之手”。换言之,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探索并找到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历史规律,以此本质性范畴来引导人类迈向普遍真理的康庄大道。这种历史先验的假设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世界历史是上帝为尘世的人类创造的,呈现出从堕落到拯救的一副完整画卷。“科学革命”逼退了上帝,但现代各种学说或主义相互冲突与倾轧,竞相夺取上帝的宝座与话语权。这带给人们美好愿景与无限追求,但在二十世纪却成为诸多荒谬的历史闹剧,酿造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简言之,历史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侧重于史料的“历史性”、历观上的“非历史性”、先验假设上的“反历史性”三种特性。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在19世纪前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兴起的,也意味着二者开始分道扬镳。一方面,德国史学家兰克隐藏了普遍历史的唯心主义假设,主张历史与哲学的方法论二分,专修政治史,强调研究过程的客观实在性,发展出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兰克学派”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与样板。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孵化于法国大革命,成长于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动荡与危机。法兰西人文科学院的自由派抵制工人运动的激进与贵族政治的保守,提倡无关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致力于化解贫困、犯罪、卫生、司法和经济等问题,成为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从此,在研究策略与实用目的上,历史学的“历史性”与社会科学的“非历史性”之间开始分化。当然,在知识论层面,作为经验哲学之待续的社会科学被称为社会学。这得益于孔德继往开来的实证主义哲学,历史意识依然存在,但历史研究丧失独立性,从此服务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和不变法则。显然,历史学与社会学在先验假设上存在冲突。

从此,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具体研究在对待历史研究方面招致各种争论,逐渐形成几种范式,一直影响到整个20世纪的发展。概括起来,争论主要是围绕历史研究的“历史性”、“非历史性”、“反历史性”三个层面展开。在“历史性”层面,考古学家抵制兰克的唯官方文本立场,重视非文本和非官方的史料及其背后的立体结构和类型学分析,而倾向于社会学的法国历史学家,如库朗热与西米昂,认为不能过于沉迷文献考证,也不能停留于事实描述。这两种倾向接近孟德斯鸠-孔德-涂尔干的古典社会学传统,关注历史的结构性和普遍性问题及其因果关系的类型分析。

“非历史性”层面体现为兰克唯政治史倾向的批判。到19世纪后期,兰克的传统史学遭到来自法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新史学”领域的挑战,但“新史学”运动背后的动力是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分化与对峙。19世纪末的社会学似乎包括“新”“旧”两个范畴。“旧”的是指普遍意义上研究人类所有活动领域;“新”范畴是特定意义上研究人类活动的非市场与非政治领域,这恰恰是受学科分化建制影响最小的领域。在“反历史性”层面,19世纪后期整体转向为“进步论”、“发展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这在20世纪后期兴起“后现代”思潮之前似乎都是主流的先验假设。当然,在主流之外还有尼采、斯宾格勒等思辨历史哲学对进步史观的批判。

19、20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独立于历史研究,历史社会学成为反对学科分化建制的武器,延续19世纪社会科学的历史意识传统,从而成为社会科学家坚持历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当然,历史社会学并非内在一致,而是因受历史研究根本属性的悖谬影响,在历史性、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的侧重点上出现差异,甫一开始就呈现理解性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与说明性的解释(explanation)两种研究范式。其中,马克斯·韦伯代表以历史性为中心的阐释范式,把社会科学视为一个装载概念与方法的“工具箱”,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化”,旨在理解和阐释独立的历史现象与过程。涂尔干代表以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为目的的解释范式,表现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化”,把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事实”,包括本质性规律与因果关系法则,历史要不是佐证规律与法则的材料,就是社会科学可以解释、分析和预测的普遍历史过程。

但从二十世纪的延续来看,前期成就了法国“年鉴学派”,战后是英国掀起讨论资本主义起源的热潮,德国到70年代之后开始发展出“历史社会科学”。它们都是在这两种范式和“现代化”预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只是现实关怀、主题侧重和问题关注不同。但是,欧洲的历史社会学传统更多是后来者的回溯而冠名的,只有美国的历史社会学真正是在社会学领域内部发展起来的,并且是最早明确提出“历史社会学”的概念表述。

二丨构成性难题的演化

较之于德、法、英等早发国家的社会科学而言,美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程度最严重,最缺乏历史意识,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内部的兴起有其不同于欧洲的独特过程。进入20世纪,随着世界经济、政治与学术的重心转移到美国,社会科学的数据操作化与主流理论的概念抽象化程度尤为显著,与历史研究渐行渐远。美国主流的社会学传统是围绕“芝加哥学派”确立的,对其开创者派克(Park)与伯吉斯(Burgess)来说,自然史固然是史学与社会学关联起来的一种方法,而社会学的任务是超时空探索人与社会本性的自然法则。但1930年代出现一股对抗主流的力量,仍遵循斯宾塞的人类进化论传统,并受第一代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LesterWard)的影响,提出“历史社会学”概念,并视之为社会学关注人类宏观变迁的子学科领域,并与文化、文明和原始社会关联起来。

其中,班茨(Barnes)和贝克尔(Becker)是“历史社会学”的最早倡导者,以此反抗美国主流社会学传统,但又拒绝单一线性的社会演化理论,使之区别于进化论社会学。然而,他们的“历史社会学”没有共同的方法与核心议题。对于班茨来说,历史社会学的数据来自人种学,用科学方法解释既定文化的经验研究,而贝克尔认为更重要的是尊重一手史料的“历史性”,“所有与民族有关的有效信息都应该非常丰富、彼此关联,并且跨越三四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跨度”。如果说这种对历史社会学的最初理解在数据来源方面存在差异,那么,更大的差别在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班茨把历史社会学视为探索社会发展的起源与法则,认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放弃历史社会学,丧失了对社会变迁的必要关注,而贝克尔却关注小规模循环理论的科学活动,认为美国主流社会学没有发展历史社会学,在于抵制19世纪欧洲社会进化论的“反历史性”传统。显然,虽然美国最初发起的历史社会学主张人类学的数据来源与方法,无益于后来兴起的历史社会学,但已经初步体现出历史性、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之间的悖谬性结合,并且在倡导历史意识并对抗主流范式方面却奠定了历史社会学传统的学术品格。

到1950年代为止,第一代历史社会学在对抗主流社会学中彻底失败了,所抵制的线性社会进化论被帕森斯吸收到他那抽象经验主义的结构功能理论体系中。然而,60年代西方世界频发学生、妇女、黑人与反战的社会运动,这使一大批激进的年轻社会科学家有机会抵制主流研究,反对学科分化和无历史意识。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最为敏锐,最主动转向历史研究,由此重启反主流的“历史社会学”。但与第一代历史社会学只停留在人类学和进化论意义上的学术资源不同,第二代历史社会学更广泛地吸收英国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史、德法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且与部分反实证史学传统的历史学家不谋而合,后者主动寻求社会科学的支持,把概念、理论、方法与数理模型作为历史研究的解释工具。此后,社会学与历史学在形式上出现从未有过的亲密,成为60、70年代兴盛跨学科学术运动的动力与资源。

历史社会学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兴起,完全得益于一批被边缘化、反主流倾向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比如艾森斯塔德、本迪克斯、李普塞特、汤普森、巴林顿·摩尔、沃勒斯坦、查尔斯·蒂利等。他们转向历史,专注于革命、社会冲突与变迁、工业化、阶级形成、国家形成、民主化、资本主义起源与变迁、官僚制等,开创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新潮流。显然,第二代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场学术运动,起初是作为批判主流社会学的武器,共同抵制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主流范式的系统论与功能论社会学。

80年代初,“历史社会学”发展出以宏观(视野)、比较(方法)、历史(证据)三者相结合作为基本特点的研究策略,并形成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而形成的现代性议题,包括军事、政治、革命、阶级等主题,围绕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世界性重大问题,由此达成这个学术运动的内部共识。正是因为有共同的方法、主题与问题,使历史社会学迅速发展成为社会学的子学科和专门的学术领域,并加以组织化与制度化。比如在社会学学会成立“历史社会学分会”(1981),设立专项学术奖,创办期刊,开办相关的学术平台、论坛与研讨班,开设相关课程,招收和培养该领域的研究生。历史社会学高密度的组织化建制彰显了社会学的历史意识,但也隐藏作为批判的武器于鞘囊中,成为与其他子学科比肩的研究领域,宽容了社会学其他领域的无历史意识而遭到查尔斯·蒂利与卡尔霍恩等人的批评。与此同时,主流的经济学与政治科学主动把历史研究的传统资源拱手让给社会学,越来越青睐数理统计模型和理性选择理论,陶醉于追求所谓客观规律与价值中立。就这样,社会科学的历史意识一度为“历史社会学”占为己有,因此迎来“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历史社会学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和研究领域,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和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历史社会学家,产生的成果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界都颇有影响。在六七十年代的“反叛一代”已经作古,至少也年过古稀,而八九十年代嗷嗷待哺的“幼兽”如今成为“山大王”。他们通过数十年的个体户或集团化经营,把出道时开辟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如今成为一个个显赫的学术团队和活跃的学术领域,尤其是在有着历史社会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镇,比如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等,至今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较之于其他更为“美国化”的研究领域而言,从事历史社会学的群体依然不大,但所有嫁接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学者都被视为历史社会学家,他们充分发挥“比较历史分析”策略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运用到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产生显著的效果。此外,他们同时在几个相关学科与专业里担任教职,联合培养学生,从事合作研究,是繁荣跨学科和整合学术团队的重要力量。

那么,在这些阶段性的变化中,是哪些人在发挥引领学术运动的重要作用呢?他们有何贡献?笔者就此问题曾做过充分的“功课”,包括以各种方式咨询数十名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与学生,大量阅读引用率高的相关文献,查阅相关资料,尤其重视学者的学术训练、学术成就、学术评价、学生培养与获奖情况,等等。据此,我们大致能勾勒出美国历史社会学在过去三四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并策略性地把他们划为三代:

第一代学者的贡献是“批判”,作为抵制功能主义社会学的主要旗手,促成以比较历史分析为标志的历史社会学。他们分别是小威廉·H.休厄尔(William Sewell)、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cokpol)。除了前三位已离世,其他五位依然健在,思想活跃,并且继续守护历史社会学这个“林地”。

当然,有几股力量同时批判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并汇集在一起,助力历史社会学的兴盛。除了巴林顿·摩尔在宏观层面的比较历史分析之外,还有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中观层面的社会冲突理论、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在微观层面的行为与关系分析,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属于超宏观层面。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把霍曼斯的行为与关系分析发展出社会网络分析,引爆“哈佛革命”,并发展“关系社会学的纽约学派”,但他不是在主题上而是在方法论上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历史社会学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查尔斯·蒂利、比尔曼(Peter Bearman)、古尔德(Roger Gould),他们的社会网络分析为历史社会学向微观关系层面与语言维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代以“50后”与“60后”为主,贡献在于“建构”。其中,“50后”学者都是80年代历史社会学成为社会学子学科之后的第一批受益者和亲历者,接受严格的专业培养与学术训练。他们已经不在乎反主流,而是建构自身的学术领地,不局限于第一代学者的物质性主题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而是更广泛关注非物质主题,方法更多元与包容,还通过主题研究与其他非历史社会学的同行建立学术联系。各自在不同领域有着拓展性的卓越贡献,如今成为历史社会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各自研究机构的资深教授。他们分别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森莫斯(Margaret Somers)、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朱丽叶·亚当斯(Julia P. Adams)、赵鼎新、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古德温(Jeff Goodwin)、奇瑟(Edgar VanceKiser)、凯伦·巴基(Karen Barkey)、池上荣子(Eiko Ikegami)。当然,政治学出身但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tty)也属于此梯队。还有“60后”学者,比如埃特曼(Thomas Ertman)、古尔德(Roger V. Gould)、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马候尼(James Mahoney),等等。他们都是在90年代之后获得博士学位,并且直接受益于第一代历史社会学家的栽培。

历史社会学的第三代学者正在崭露头角,贡献还不明显,主要由“70后”与“80后”的新锐组成,比如Isaac Reed,Cybelle Fox和Dylan Riley,Emily Erikson,等等。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庞杂,学术训练更规范,研究视野更开阔,不仅仅局限于西方世界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跨区域与全球性的整体关注。他们精力旺盛,在学术界最为活跃,方法论的发展方面很有创造力,知识来源更丰富,研究方法运用得更娴熟,在学科上并不是仅仅集中在社会学学科,而是以比较历史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网络分析、时间系列分析、事件分析等新范式,结合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献、方法、概念与视角。

与这三代学人相对应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大致有三个阶段的明显变化,即60、70年代普遍作为批判的武器(本质论),80、90年代作为子学科的领域(特殊论),千禧年之后,以比较历史分析、叙事分析、过程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形式(工具论),与定量/定性的传统手段结合,广泛应用到历史社会学研究,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呈现多样化。这三个阶段也有大致相对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范式,即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网络主义;在分析层次上也大致呈现出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变化。

三个阶段对历史研究的根本属性也有不同程度的重视。第一个阶段不重视历史性,而是普遍把历史视为社会科学的佐证材料,坚守社会学的“非历史性”传统。但在第二阶段之后,不仅重视一手史料,而且在认知上不完全是“非历史性”,而是更尊重时间次序的历史过程,把史学的“讲故事”与社会学的“讲道理”结合起来。在“反历史”的假设上也有变化,60、70年代是追求一致的“现代化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但在80年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影响之后,90年代之后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主体、叙事、小空间、帝国/殖民、身份、女性等追忆传统、差异化和多样性的主题。但到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连续遭遇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的政治经济大问题似乎又重新受到重视。明显的新主题是帝国与帝国主义,而分析单位从民族国家转移到社会网络,尤其是跨越政治国家边界的跨国网络和非行政管理标准的地方文化网络。

这意味着在“反历史”的假设、“非历史性”的认知与“历史性”的史料出现多样化的特征,再加上主题与方法趋向于多元化,导致历史社会学研究走向碎片化。同时,历史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也不再局限社会学这个母体学科供给,研究结论也不完全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以至于历史社会学可能成为查尔斯·蒂利所揭示的“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三丨构成性难题的当前趋势

接下来按证据的“历史性”、认知的“非历史性”和预设的“反历史性”三个层面,以上述部分美国历史社会学家的研究立场为例,展示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在当前的发展态势。

其一是“历史性”的语言与史料问题。社会学家在转向历史时,遇到的最大问题难以得到主流社会学与主流历史学的双向认可,其主要原因有二:历史学家最重视一手史料的搜索、收集与甄别,而社会学家更倾向于重新分析二手史料;与此相关的是,重视一手史料必然涉及到语言、语义与语境问题,背后是必然关联到思想、文化、历史、观念等更为复杂的因素。巴林顿·摩尔指出:语言的丰富与精准是做一流比较与历史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瑐瑠但事实上,历史社会学家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往往呈现两个极点。

一个极点是高度重视一手材料及其语言书写,一切据于自己参与收集的档案材料来分析,比如凯伦·巴基、池上英子、埃特曼、戈尔斯基、裴宜理等。凯伦·巴基的母语是法语与土耳其语,又能阅读奥斯曼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历史文献,工作语言是英语,后来又与来自德国、俄国、奥地利等中东欧国家的学生合作,她的奥斯曼帝国研究完全是据于一手的档案文献,对亚欧诸帝国及其关系的历史有独到的把握,推翻帝国研究领域已有的许多观点。池上英子的母语是日语,长期做近代日本研究,用日本作为案例来挑战和颠覆西方学者既有的理论。裴宜理虽然不是中国人,但精通汉语,长期与中国许多本土学者有很深厚的友情,长期进行紧密的交往与合作。三位女历史社会学家都认为,掌握语言是做历史研究的第一要务,很抵制那些只看二手文献的历史社会学家。凯伦·巴基强烈批判戈德斯通的《近代世界的革命与反叛》,而裴宜理也指责斯考切波那本不懂汉语却成为历史社会学经典作品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迈克尔·曼、戈德斯通与比尔曼代表另一个极点。他们不喜欢收集一手档案文献,但高度重视历史学家们已经找到的历史数据,大量使用二手文献,并以不同的角度和问题来重新分析这些历史数据,展示长时段背后的“普遍命题”。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并不在乎一手材料和语言问题,他只关注四种社会权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迁。戈德斯通比较17、18世纪北回归线上的五个帝国,他花了很大篇幅来说明,虽然他完全不懂日语、汉语、奥斯曼语,大量使用二手资料,但经得起史学家的挑战。比尔曼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近代英国贵族,所用的历史数据完全来自于一个历史学家之手,但他擅长于分析数据,不愿意化大量时间去收集一手文献。在他看来,分析问题和提炼解释模式是历史社会学不同历史学家的最大区别。

当然,在两级之间还有一个调和和平衡的观点。比如政治学家西德尼·塔罗与社会学家理查德·拉赫曼等人认为,重视语言和一手史料与否,取决于历史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和策略。定性的个案分析,尤其是历史事件研究、情感、文化、价值、意义等主题,必然是语言与史料优先;比较和定量分析,而且是关注大规模、大结构、长时段的宏观社会变迁,尤其是军事、政治、经济、人口等物质性领域,需要综合各领域历史学家的智慧,比较诸多历史学的前期研究,必然无法顾及语言和一手史料问题。

其二是“非历史性”的视角、概念、理论问题。如果说对待“历史性”问题有三种态度,那么在“非历史性”问题上的差异就更大得多,而这恰恰是历史社会学家们主要的创新之处。我们可以在两方面来理解其间差异。第一,历史是社会科学的意识和本质,还是发现规律和寻找解释的方法与工具?或者二者是跨学科真正融合的领域?侧重于本质、领域或方法,这是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争论议题,查尔斯·蒂利、沃勒斯坦、彼得·帕克等老一代学者都非常推崇历史学家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并不断引用他的一句名言:“人们不是运用理论来研究历史,而是用历史来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与本质,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更不能把历史社会学作为方法沦为社会科学的工具。重视语言与一手史料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坚守这个立场。也不难理解,高度重视一手文献的埃特曼虽然是斯考切波的弟子,但却并不是其追随者。卡尔霍恩、拉赫曼、亚当斯、戈尔斯基、比尔曼等人把历史社会学视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并作为社会学学科建制的子学科,认为其独特任务是在历史现象中发现命题或者用某种视角来阐释历史,以启示当下社会问题。他们立足于历史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新传统,从政治、经济、家庭、宗教、社会关系等层面切入到历史过程,对历史现象和问题提供新的解释。斯考切波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化建制做出实际的贡献,随着她把历史社会学传统带入政治学和美国本土研究之后,发展出比较历史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等方法。历史转向可以刺激政治科学的活力,但这已远离历史社会学的早期传统。

第二,历史社会学主导范式出现宏观-结构、中观-文化、微观-网络的分化。宏观结构论是老一代历史社会学家所推崇的,比如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来源,塔罗的抗争政治,他们都是突出政治、经济、军事、革命、国家这些宏观主题,也得到第二代的部分学者所继承,比如戈德斯通的革命、拉赫曼的资本主义,凯伦·巴基的帝国和宗教,埃特曼的近代欧洲国家构建;但有一批学者倾向于中观-文化领域,比如亚当斯的家庭与性别研究、池上英子的近代日本象征网络研究、戈尔斯基的宗教研究、裴宜理的中国革命研究,等等。但在21世纪,从哈里森·怀特到查尔斯·蒂利发展出来的社会网络分析成为主流范式,几乎可以用来分析所有主题,最为直接地影响到比尔曼、塔罗、凯伦·巴基、池上英子。比尔曼的贡献在于发展历史社会学的微观层次,研究社会关系、象征符号与意义网络。这与“新史学”的彼得·帕克不谋而合,西德尼·塔罗后来也关注中观层次的比较与机制研究。他们均不喜欢宏大的、比较的结构研究,而是关注宏观结构的微观反应与起源。

其三是 “反历史”的理论预设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名的历史社会学们都深谙马克思、 韦伯、涂尔干的经典社会理论,试图简化历史,旨在寻找总体的结构或普遍的概念,为理解历史 事件的发展轨迹提供 “金钥匙”,其背后的历史假设是以 “进步论”和 “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 “现代化理论”。沃勒斯坦、迈克尔·曼、彼得·帕克、戈德斯通、拉赫曼、比尔曼、亚当斯、埃特曼等人早期著作存在这种倾向。但到了9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更强调差异性、 多样性,似乎出现逆现代化、多元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的史学观念。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文化、地方性知识、社会性别、宗教,象征、记忆、小空间与小群体等等,强调多重作用力与多重视角是如何整体影响到历史轨迹的变化。这方面典型的是凯伦·巴基提倡帝国收缩,池上英子用日本案例来抵制西方既定的普遍理论,戈尔斯基强调教会构建与国家构建的同一关系。查尔斯·蒂利本人越来越关注社会变迁的内在差异。他那本 《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就是讨论欧洲各国的不同轨迹。蒂利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期,基本上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15或20年,更多是着眼于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机制关注非意料后果与多元化发展的社会进程。这催生出很多新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成果。

但这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历史社会学的美国化、原子化、碎片化、空洞化,导致历史社会学在1990年代后期陷入低潮,带来诸多方法论争论。比如戈德斯通、戈尔斯基、池上英子、亚当斯等人,他们都参与过关于归纳与演绎、经验与规范、理性与情感等几组紧张关系的争论。方法论之争背后实际上是历史观念或者假设的不同。但随着 21世纪出现美国的911事件”、英国的 “7·7事件”以及 2008年的金融危机,大问题、大空间结构、长时段的大历史变迁似乎重新回到历史社会学关注的中心地带,宏观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凯伦·巴基的 《差异的帝国》、拉赫曼的 《不顾自身的资产阶级》,以及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三、四卷)、《不连贯的帝国》与《民主的阴暗面》等,都是21世纪历史社会学领域的代表作,更不用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框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危机与知识论的危机是同源性,认为要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论,21世纪的知识论更需要整合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生产,重新把社会科学各学科整合起来,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整体融合在一起。

四丨结论

至此,我们已经确定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及其在美国的表现,从而也回答了“历史社会学是什么?”这个元问题。首先,历史社会学不是解决问题的一套理论或者概念框架,并不能为问题提供任何的明确答案,反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其次,历史社会学不是一种视角与方法,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历史的时间与社会的空间两个面向,无法把时空关系视为一种看待问题的固有角度或者收集证据的特定方法,反而宽容所有进入特定时空的视角与方法;最后,历史社会学不是一个学科领域,因为社会科学的任何主题研究都有历史面向,而无法像历史学一样把历史面向独断地视为一个独特的研究主题,社会科学的任何主题都可以转向自己的历史。

相反,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领域一股反主流的学术运动,借用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资源,不断抵制母学科的主导范式与学科之间的沟壑,并不断突破与更新自我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参与其中的每个历史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训练与成长路径,每一代学者的作品都高度关注特定时代的问题,也留下该时代的痕迹,不断平衡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一方面需要掌握主流社会科学的一般规范,展示具体研究的现实意义,并推动当下的问题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文献材料与证据源于不可反复、不可检验的历史,他们需要熟悉相关主题的几乎所有历史作品,了解在不同历史观念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成果。同时,为了更有说服力与可信度,他们不得不与史料派的历史学家一样,亲自投身于历史档案,搜集并解读一手史料。

他们能在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中取得一番学术成就,创造不同的历史社会学知识产品,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就在于不断追求青年时代的梦想,呵护内心的宁静,保持清醒的社会观察与学术批判,不断超越自我,在学术脉络中理解和回应当前社会问题。即便如此,历史研究的根本属性使历史社会学存在与生俱来的悖谬,一直在历史性、非历史性、反历史性的对抗与张力中决断,难以同时满足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认可。他们得有自己独到的学术判断和反思,并不断超越自我的认知障碍。这构成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斑驳图景。如今,美国社会科学越来越量化和模型化以至于僵化,而历史社会学的扩展与争论无疑是活跃美国社会科学乃至拯救西方社会科学危机的一剂良药。

注:出于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天下边疆

作者简介: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文献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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